什麼是社會實驗室

社會實驗室把來自公民社會、業界、政府以及直接受到某個議題影響的人們凝聚在一起,以一種合作和跨界的方式,共同去找尋一種更具創意的方法去解決問題。而這樣一種匯聚來自不同領域之思維和融合不同視角的解難之道,正正是世界各地最一流的科學實驗室解決最棘手的科學問題的時候所採取的辦法。

上述是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總監 Joi Ito 爲 Zaid Hassan 的新書 The Social Labs Revolution 所寫的序言裏的一番話。Good Lab作爲一個Lab,也在思考到底我們該如何透過更爲實驗性的方法去幫助不同的群體解決我們這個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我們發現,過去十多年,在全世界各地,逐漸涌現出了許多旨在爲社會問題尋找出路的實驗室,這類機構被 Zaid 稱之爲「社會實驗室」(social labs)。他寫的這本書正是記錄他自己參與這一波運動的親身經歷、思考以及感悟。

Zaid 自己曾參與創辦了 Sustainable Food Lab, Finance Innovation Lab, The Bhavishya Lab 等關注不同領域之議題,遍及歐洲、北美、南亞多個地區的社會實驗室。如今他是一家叫 Reos 的社會企業的合伙人,參與全球不同社會議題的解難工作。

我們希望通過這篇簡短的文章可以向大家介紹這本書以及這本書裏提及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希望對各位可以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發。

大型食品公司怎樣和反資本主義人士合作?

十多年前,一班來自食品、環保、公民社會、系統思考等不同領域的人士聚集到一起,他們希望探討一個問題:面對人口增長以及人類對食物需求的增加,是否可以找到一種辦法可以實現食物的可持續生產?

之所以會有這個問題,是因爲一來食物是人類生活之必需,二來我們單純依賴於市場來解決食物問題本身存在巨大的問題。因爲市場只會考慮價格最低,而忽略了環境影響。假如算上環境影響,一個麥當勞賣的漢堡包就不是十幾二十元而是要一兩百元了,只是因爲消費者沒有爲製作漢堡包所帶來的外部性因素(經濟學裏叫 externalities)付費,並不代表這些因素不存在。

所以當我們將食物的未來的時候,我們其實要思考環境以及經濟兩方面如何實現可持續經營。

這樣一個議題顯然不能單純靠某一方面的力量可以解決。當時參與討論的其實有食品公司代表,以及民間對資本主義化的食品體系持批判立場的人士。主辦方則扮演一個協作者(facilitator)的角色。前後經歷了多次的見面和工作坊,而整個過程中他們主要是經歷了一個叫 U Process 的協作溝通的過程。

U Process

(圖片來源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Zaid和他的一些伙伴參與了一個組織,該組織的願景是「用十年時間,解決影響全球的十個問題」。當時他們閱讀了MIT的兩位學者寫的一篇文章,叫《數字經濟時代的領導力》(英文名是 Leadership in the Digital Economy)。在那篇文章裏,作者介紹了一個叫做 U 型理論的概念。這一概念簡而言之就是要求參加者放下成見,透過觀察和感知去領會真正慢慢浮現的現實,而後透過行動去實現那樣的現實。

這樣的過程其實要求人們放下早已習慣的計劃模式,換成一種聆聽的模式,在聆聽的過程當中去觀察逐漸涌現出來的真相,具體來講,包含了 Sensing, Presencing 以及 Realizing 三個階段。而這樣一種方法也是Zaid參與發起的多個社會實驗室常用的方法。

迅速應變的協作模式

社會實驗室講求的是實踐,透過實踐去檢驗某個想法或者猜想是否合理。而實踐的過程往往會借鑑很多來自不同領域的思想,其中來自軟件開發領域的敏捷思維是Zaid和他的團隊覺得最爲受用的工具之一。

事實上,即使是在軟件開發的領域,敏捷也是最近十多年才開始流行的一種方法。2001年,有十七位有獨立思想的軟件工程師合力編寫了《敏捷軟件開發宣言》,該宣言意味着一個新的時代之誕生,而這一新時代與過往的時代最大的不同在於:

  • 強調個體和互動而不是一味循規蹈矩
  • 強調做出好用的軟件而不是冗長的使用說明書
  • 強調與客戶的合作而不是花大量時間用於斟酌合同細節
  • 強調因應時局之變化而做出必要調整而不是死板的依計劃行事

事實上,今天幾乎所有有名的軟件公司(例如Google, Facebook)都是按照這套邏輯來進行軟件開發的。

後來人們還發明了一套名爲 scrum 的方法來幫助自己去實踐這樣的理念。而 Zaid 和他的團隊知曉這一套方法之後,馬上如獲至寶,決定將其應用到他們的社會實驗室項目當中,並且拋棄了傳統的「瀑布式」的行事模式。事實表明,這樣的模式更加經受得起風雲變幻的世局之考驗。

影響一小群人,然後讓他們影響更多人

以往人們通常會認爲,一個行動要取得認同和爭取更多人的參與,需要有號召力的人去牽頭。但曾分別在Google及Facebook做關於社會網絡研究的Paul Adams則有不一樣的看法。在他寫的《Grouped》一書裏,Paul寫到:

最重要的因素不在於是不是有影響力大的人參與,而是在於是不是有足夠多(critical mass)的一班比較容易受到影響的人,而且這班人可以很容易影響到他們的朋友。假如這樣一個足夠多的群體沒有出現的話,即使最爲有影響力的人也不能夠讓一個意念迅速傳播出去。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Zaid 和他的搭檔在組建 Finance Innovation Lab 的時候所採取的辦法就是直接向他們熟悉的一個人群發出電郵邀請,然後組織了三場活動,前後有三百人參加。這三百人再分別邀請他們各自的朋友,最終組建成了 Finance Lab,而不需要依靠一些有話語權的人士。更重要的是,前後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用Zaid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開放式的召集」(open convening)。


以上所述的幾個理念只是 The Social Labs Revolution 整本書裏很小的幾個片斷,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Amazon購買這本書。我們也期待來自你的讀後感 🙂

廣告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Logo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