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 Lab會員專訪:白安睿的人類學探索之路

白安睿博士(Dr. Avron Boretz)是一位社會文化人類學家,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他創辦了Kaya Consulting International並任行政總裁。他也是 Gods, Ghosts and Gangster 一書之作者。今年2月,白安睿加入Good Lab成爲會員。

白安睿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正是這份好奇使得他可以遊走於業界、學術界以及創業圈,最近更是開始探索社會企業的世界。正因爲如此,他才決定加入成爲Good Lab會員。

我們最近對白安睿進行採訪,以下是訪談記錄,希望你喜歡!

Avron Boretz in the field

探索中國文化

GL:你對中國語言文化了解頗多,這是刻意學習而獲得的嗎?

AB:我在位於波士頓的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讀本科的時候,我有修讀一門東亞歷史的課程,正是那門課程促使我和另外幾位同學開始學中文。但是在那個年代,在美國學中文還不算很流行,我們當時就說服了學校開設一個新的課程教中文。其後我到芝加哥大學讀研究院,他們對學生的中文要求很高,於是我去台灣進修中文,在那裏住了兩年。在台灣期間,我懂得傳統的學院派的研究不是我的菜。我對人本身以及人的生活和故事還要人如何從日常生活當中找到意義更感興趣。於是我離開學術界,回到紐約,希望可以在那裏找到跟中國有關的更爲有意義的工作。

我當時非常幸運,能有一些跟中國相關的經驗,當時就在美中關係委員會工作過。後來我有若干年時間做的是旅行作家,而因爲工作關係,我偶爾也會帶外國客人遊覽中國。那是一個很好的體驗,因爲我可以看得到當時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但另一方面,我接待的這些遊客他們在中國遊山玩水、觀光購物兩週之後,回到美國,他們的談吐讓人感覺他們彷彿瞬間就變成了中國通。看到那樣的景象讓我覺得非常苦惱。旅遊業爲了轉遊客的錢,所以會想方設法去滿足遊客的幻想。我感到人們通常都是願意看到自己的偏見獲得驗證,而不是去了解新的東西或者改變原有想法。我覺得自己需要有更具意義的挑戰,於是我決定到康奈爾大學讀人類學博士。

在康奈爾的時候,我又去台灣做了三年的田野調查(去到那邊我還要學習台語,因爲很多受訪者是不習慣說國語的基層群眾人士)。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關於中國以及台灣的武術文化和武神崇拜。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我先是在 Hobart & Wm. Smith 教書。數年後我獲得了德克薩斯大學的教職,於是在那裏教了十年,我教的是亞洲研究以及人類學。我在系裏和中國同事相處得很好,我有一半時間在講中文,另外一半時間則是教學生有關中國的東西。在德克薩斯大學任教期間,我經常去中國和台灣做研究課題或參加學術會議,那段時間,我的生活和職業都與中文和中國文化深深的聯繫在一起。

服務學習打開新世界

GL:後來你就投身學術界了?

AB:研究和教學某種程度上算得上是一份理想的職業,但雖然我很喜歡這份工作,但我還是感覺在大學教書並未能實現我要對實現世界作出改變的願望。

2008年,我又一次離開學術界,加入了 United Board,擔任項目主任,工作地點就在香港。2009年金融危機席捲而至時,United Board也重新思考他們自身的項目和工作重點。當時我和我的同事被賦予重任,我們要從根本上重構整個機構,並且提出一些創新性的項目。那時候我才開始關注和平建設, 本土知識以及服務學習這些對我而言全新的領域。

GL:什麼是服務學習?

AB:身爲是人類學者,經常在不同的文化和語言環境當中穿梭,因此我總是感覺課堂教學遠遠是不夠的。跟很多老師一樣,我希望能把學生帶到現實世界當中,同時也把世界帶到課堂當中。

服務學習就是能夠解決這一困局的一個做法。服務學習是一種體驗學習,但更重要的是,它注重社區服務以及學術探究的結合,藉此推動學生更多關注社會問題以及培養他們的同理心。說起來比較奇怪的是,我在美國當教授的時候從沒有接觸過服務學習,雖然這樣的方法最初就是在美國發展起來的。

在United Board任職期間,我和亞洲多間大學合作,籌辦服務學習的項目,當然也包括香港本地的學校。過去幾年,服務學習以及社區爲本的研究項目已經在香港所有公立的大學以及部分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得到推廣。

人類學作爲一種方法

GL:可否分享一下,人類學的知識和方法如何幫助你產生對世界的影響?

AB:我在United Board任職期間,我曾幫忙設計在印尼、菲律賓、日本、泰國以及印度等地的和平建設活動。這些地方大多數都經歷過非常惡劣的暴力事件,在部分地區,部族內部或者是不同宗教之間的暴力依然在發生。我在那裏就是推動不同組織間的合作,同時也開發新的項目。在上述這些地方,要把來自不同社群的人聚到一起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爲這些地方依然還有暴力以及仇恨的傷痕。我當時指出,那些似乎比較有效的項目,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讓人們來到一個安全的環境,讓他們面對暴力所帶來的創傷,進而幫助彼此建立情感的通道。對於那些致力於在自己的家園和地區爲實現和平而努力的人們,我有深深的敬意。因爲這需要特別強大的耐心以及堅持,還有深厚的承諾,才能實現,而他們追求的目標依然很遙遠有時候甚至無法窺探。

GL:這樣一種敏銳以及對人的細緻觀察是不是讓你的新事業得以起飛的關鍵?

AB:是的,2013年,我創辦了一家名爲Kaya Consultanting International (楷亞國際)的顧問公司。這家公司致力於運用人類學的分析方法以及田野調查的方法幫助企業以及非牟利團體實現他們的使命。現在我甚至會把自己當成一位人類學研究的佈道師,這樣一種研究方法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日本韓國,都已經被大公司廣爲採納,但在香港才剛剛起步。假如你是一位創業者,你需要深度了解你的客戶,或者是你要設計出更爲有效的組織結構,這樣的方法都會有幫助。

GL:人類學研究以及組織分析的方法可以從哪些層面幫助我的公司或者非牟利團體?

AB:Kaya 的意思就是「肯定能做得到」,我們的目標是爲不同的組織和公司創造可持續的價值,所以我們的服務包括了顧問服務以及培訓兩方面。而培訓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multiplier,因爲它可以讓一家公司將諮詢顧問的意見融合到其自身運作當中。我們專長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爲一家公司帶來多方面的好處,包括:

  • 理解你的品牌是如何被消費者或者客戶理解
  • 評估產品或服務的用戶體驗
  • 更好地捕捉市場機遇
  • 理解市場上未被發掘或滿足的需求
  • 針對消費者在真實世界遇到的困難去設計產品和服務
  • 策略性招聘

過去這二十年,不論是大公司還是創業公司都開始採用這樣質性的營銷及研究方法,有的還僱用人類學家去幫助他們瞭解人們在真實世界是如何使用他們的產品和服務(而不是他們填問卷的時候作出來的答案)。

GL:你迄今學到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AB:我迄今學到的最爲有用的東西就是去聆聽別人的聲音。要做到這一點,我就需要認識並且修正我自己的成見和判斷。而遇到新的文化或者語言或者生活方式的時候,你就需要去適應。這樣的思考可以帶給人最深層的改變。並且我深深相信,假如學會這樣的技能,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

GL:你對年輕人有什麼建議嗎?

AB:我一直都在貫徹幾個原則:

  • 反思
  • 明辨審思
  • 開放的心態

這樣的原則對我幫助很大,相信對年輕人也是如此。

GL:你最近有沒有改變過你對事物的看法?

AB:我開始意識到,日常生活當中,哪怕是一點點的善意,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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