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克論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貌似一個最近十多年才興起的概念,但是,在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看來,這個概念一點也不新鮮。在他寫的題爲《創新與創業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一書裏,就有關於社會創新的論述。

那本書是1985年出版的,距離現在有足足30年,但是書中的一些智慧迄今依然光芒閃耀。

這裏我們摘取其中幾段論述,與大家共同分享。

Photo credit: Irmeli Aro

Photo credit: Irmeli Aro

杜拉克論最大化與最優化

大多數慈善團體以及服務機構會將自身的使命定義為“doing good”,這有什麼問題?問題在於,這是一個道德判斷,它是絕對的不可動搖的,相反,極少的機構會以經濟上可以計算的方式以及相對的標準來作為自身的定位。

換言之,所有這些公共服務機構(public-service institutions)存在的目的都是最大化(maximize),而不是最優化(optimize)。正如Crusade Against Hunger的主管所說,“只要地球上還有哪怕一個孩子沒飯吃,我們的使命都不會完成。”設想一下,假如他說,“假如通過我們自身的管道我們能夠接觸得到最多的孩子,並且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食物,使得他們免受飢餓,我們的使命就完成了。”估計他這樣說馬上會被踢出辦公室。

問題在於,假如你的目標是最大化(maximization),那就是一個永遠也無法實現的目標。事實上,當你離實現目標越近的時候,你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大。因為,一旦最優化(optimization)已經實現了(最優化通常在75%-80%的階段實現),成本的增加將會是指數上升,而你得到的效益反而會指數下降。也就是說,當一個公共機構距離實現其目標越近的時候,它就越是會感到沮喪,進而會嘗試花更大力氣去做一直在做的事情。結果就是,機構越是努力,它的收效就越是在減少。此時不管它的工作是否有效,一旦有個聲音要求創新,就會被認為是對機構本身的基本承諾的背叛,甚至是被認為挑戰機構自身賴以存在的價值和信念。

這些正是阻礙創新的路障。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通常在公共領域的創新,通常都是來自於那些新生的機構,而不是老牌機構。

什麼政策才能鼓勵創業思維

1. 公共服務機構需要有一個非常清晰的關於自身使命的定義。就是要回答該機構本身為什麼要存在這個問題。需要將重點放在目標而不是具體的項目身上。因為項目只是實現目標的一個手段。

2. 公共服務機構的口號應該傳遞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比如“我們的工作是對抗飢荒”,就比“我們的工作是消除貧窮”更具可實現性。

3. 假如最初設定的目標無法實現,只能表明目標定義得不夠準確。應當從經濟而不是道德層面去設定這樣的目標。假如經過多次努力,還是無法實現某一個目標,則只能認為那個目標是一個錯誤的目標。因為屢錯屢試並不是一個理性的做法。每一次新的嘗試,並不會增加成功的概率,相反,每次新的嘗試的成功概率不會超過之前那一次嘗試的成功概率的一半。因此,當一個機構無法實現其目標的時候,就應當要質問最初設定的目標是否正確。可惜的是,大多數公共服務機構所堅信的恰恰與此相反。

4. 公共服務機構應當要在自身的政策以及服務當中不斷尋找創新的機會,他們應當把創新看作是一個機會,而不是威脅。

舉例來講,美國最大的科學文化促進機構AAAS數十年前看到美國有科學素養以及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口在增多,於是將此作為機遇,重新定位自己,進而成為了在科學家社群以及普羅大眾當中一個科學傳播先鋒。

另一個例子是,美國一個歷史悠久的NGO叫Girl Scouts,1975年前後,這個組織開始變革,它吸收了很多非洲裔、亞裔以及拉美裔的年輕女性,這些新成員後來佔據了其總會員數量的五分之一。同時,隨著女性進入職場和管理職位,她們也設計出新的項目和找來新的模範來讓青年女性看到職業方面的新可能。 去年,Girl Scouts 更被財經創新類雜誌 Fast Company 評選爲美國十大最爲創新的NGO之一。

社會創新需要從公共服務機構內部開始

我們今天把很多公共服務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這些服務其實也是過去一個世紀的產物。杜拉克在書中講到:

19世紀末以及20世紀初是公共事業和公共服務領域產生大量創造力和創新的一個時期。從1855到1930年期間的75年所出現的社會創新與同期出現的科技創新幾乎可以相提並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論是在活躍程度、作品數量、還是發展速度方面都是如此。那個時期的社會創新表現的形式就是新的公共服務機構的出現。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很多這類機構都是那個時候開始出現的。接下來的幾十年會變得很不一樣。社會對社會創新的需求會變得更加強烈,而這樣的社會創新更多會是在現有的公共服務機構內部出現。在這類機構內部創造初一種創業型的管理文化,將會是這個世代最為重要的任務。

放下書本,我們放眼今天的北美和歐洲,會看到很多諸如 Code for America, GovLab, Mind Lab, Civic Design Camp等關注政府創新的機構,以及在越來越多場合會聽到「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這樣的新名詞。看來杜拉克30年前的預言正在變成現實。香港假如要保持國際競爭力,更不應忘記杜拉克說過的這些話。

《創新與創業精神》網店購買,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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