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社會創新實驗室/鄒崇銘

「社會創新實驗室」(Social Lab)?單看這個名字,你會想起些什麼?

「公營社會創新正在世界各地流行起來,意即政府聆聽市民意見,透過在地、深入的市民參與,重塑更聰明的公共政策服務,帶來正面社會改變。你有想像過作為香港市民的我們,也可以帶領社會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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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上述簡介之後,其實我還是不大了了,不過還是硬著頭皮先報了名。而這個2015年由MaD主辦、在暑假為期長達八日的活動,最終卻竟吸引了逾四十位參與者;而在首尾兩天的公開課(分別簡介活動性質和報告研究成果),每次就更有逾百人出席!現時政治參與仍流於表面,對公共政策更格外冷感的香港,不能不說是一次奇蹟!或許正如主辦者黃英琦說,雨傘運動確在不知不覺間已令香港、尤其是年青人改變了許多許多。

然則,Social Lab到底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參加完首天的公開課後,我開始有了個大概的輪廓。作為一名社會學者,覺得它很像尤其是人類學常用的「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旨在打破所謂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鴻溝,讓一般民眾也能有權發聲,並一起參與設計與自己有切身關係的社區行動。由此,民俗學(ethnography)、口述歴史(oral history)、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不少自下而上、從民眾角度出發的「聆聽」工具,Social Lab都用上了,並悉數將它們都濃縮成八日的社區聆聽和互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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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作為一名從旁協作的觀察者,我在往後數天再作仔細觀察,卻發現今次來自荷蘭Kennisland的二人團隊──Jos和Wieteke,以深水埗孤獨長者和露宿者為對象的Lab Sprint,所帶來的項目設計確有不少創新意味,和我們在學院裡刻板教授的社區調研,相距何止千里!也難怪來自各級別的不少大學生,願意在暑假花八日來投入這項艱巨工程(還包括一名來自台灣、幾位來自政府部門的參加者),而且過程中竟沒有一人中途退出!

簡單來說,Lab Sprint要求參加者組成約十人的團隊,並按照Social Lab規定的程序,以團隊方式按部就班進行社區聆聽。一些主要的原則包括:

  • 開放和平等參與:過程不應由個別專家和意見領袖主導,聆聽者和被聆聽者均一視同仁有發聲的機會;
  • 研究與行動相結合:聆聽目的不但是為了認識社區,同時亦致力尋求具體可操作的行動方案,嘗試為社區帶來一些創新和改變;
  • 在戶外進行:聆聽必須在社區環境中進行,讓聆聽者實地了解被聆聽者的日常生活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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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以深水埗孤獨長者和露宿者為對象的兩個研究團隊,便開始分成小組在深水埗街頭,嘗試不斷找陌生人聊天。最終經過數天之後,大家合共成功寫成了五十多份口述歴史,足以貼滿會場的一整道牆!兩個團隊繼而就大量原始資料進行論述分析,並整理出其中五個重點主題,旨在說明社區現況和公眾期望的差距(disconnect),然後再共同尋找介入和行動的方案;兩隊再選出一個首要的主題,並深入設計一個具體的行動方案,最後再回到社區徵詢被聆聽者的意見。最終制定的行動方案,在最後一天的公開課上,大家都有目共睹──確是一些滿有創意、但有不會脫離現實;感覺很實在、但又不會過於陳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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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這裡,大家或許已對整個Lab Sprint有一定的印象,但它的獨到之處又在那裡呢?依我看來其實主要有以下幾點:

  • 整個社區聆聽和互動項目均甚強調開放和平等參與,並沒有對社區現況和被聆聽者有先入為主的預設,因此經調研聆聽和總結出來的主題和方案,也充滿著開放性和不確定性;但八日的程序卻有板有眼,一絲不苟,讓即使是沒有社區調研經驗、對深水埗不大認識的參加者,亦能一步一步把聆聽和總結的工作實踐出來;
  • 但依我看來,無論是荷蘭Social Lab和這次的Lab Sprint,對研究團隊成員的能力和投入均有很高的要求(設想單是這次的Sprint,已需要八日不眠不休的奮戰!),因此成員其實不大可能來自基層社群(例如這次的孤獨長者和露宿者);但項目卻要求聆聽者來來回回(feedforward),反覆將調研聆聽和總結出來的內容,回到社區去尋求被聆聽者的反饋,從而確保最後的主題和方案,能切實反映社區的現況和需要;
  • 大量採用民俗學和口述歴史的方法,也是基於同一個邏輯,就是確保被聆聽者的聲音得到充分的保存和記錄,並在每一個程序中均能覆核對照;確保後期總結出來的主題和方案,不會偏離聆聽者的原意;
  • 最後,亦是我覺得最特別的,是要求研究團隊將總結出來的行動方案,按體制內/外和漸進/激進來作分類,從而讓團隊更清楚方案的定位和方向。這實際上,亦是開啟了對社會創新和政策改革的無限想像──一些社區問題的解決方法,或是社區成員的共同願景,往往不一定需要通過體制內的方式才能達至;通過社區成員自下而上的商討,或許就能得出富創意的行動方案;有時候甚至政府減少干預和介入,社區自我管理能力才更能彰顯出來。而這,或許正是在香港的傘後階段,一種人們最渴望見到的「社區自救,命運自主」實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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