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劍合璧,才可制訂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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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taken by Loretta Ho

我們經常聽到市民抱怨,這項政策幫倒忙,那項政策挑起民怨。官員多少也懂得公共政策,調撥資源,推出措施,以消除社會問題。不過,他們未必懂得真切了解問題在哪,以及設計合適的方案。官員欠缺些甚麼,導致屢屢捱鬧呢?

MaD在八月中舉辦了「社會創新實驗室」(Social Lab),嘗試連接官員與街坊。MaD邀請兩位阿姆斯特丹社會創新組織Kennisland的促進者Jos和Wiekete,教授四十位參加者「Feed Forward」研究方法,並且以深水埗為試點,設計具包容力的社區政策,改善弱勢群體生活。

Social Lab一般要進行半年甚至更長,今次活動濃縮至八天。參加者分成兩組,分別構想改善長者和露宿者的政策。期間他們經常走出去,到長者和露宿者社群聚腳點考察,並扮演著三種不同角色,既是政策研究員,也是人類學家和社區設計師。

  1. 人類學家:首先,參加者要走入社群,聆聽長者和露宿者的生命故事,了解生活困難,也應留意其他團體和持份者意見,並且詳細記錄下來,整理成文章。人們從統計數字了解社區和街坊的背景,從故事感受街坊的生活困難,跟居民、政府部門和社會服務團體的角力。
  1. 政策研究員:之後,參加者點出受訪者之間的共同特徵,解釋現有問題和理想情況的差距,尋找現有政策為何滿足不到需要。
  1. 社區設計師:跟著,參加者基於故事和分析,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稱為初型(prototype))。他們要再回到社群,詢問長者和露宿者對初型的意見。

考察長者的團隊,最後提出一些建議,例如設計更符合長者看病和外出的易搭巴士,把狹窄而積聚廢氣的南昌街公園,重新設計及移至地下,以及設立交換物品和知識的平台。考察露宿者的團隊,則建議設計給他們洗澡和基本煮食的車,活化附近的市集,以及再設計附近公園。

露宿者喜歡流動洗澡車,但有時建議只是一廂情願。正如長者街坊不喜歡把南昌街公園移至地下,或者不大接受交換物品。受眾不接受建議很正常,給時間團隊改進。而且,在這階段修改,一定較正式推出後才修改少爭議。

正如同樣參與Social Lab的鄒崇銘說道,整個過程重視:一)開放和平等參與,同等重視街坊、官員和專業人士的意見;二)結合研究與行動;三)必須走入社區。

不少官員掛在口邊,說施政為民,但實際上有多少真正做到呢?Social Lab示範了一個由下而上收集意見和思考的方法。制訂政策應是個「共創」的過程,決策者需要認真的在社區聆聽,扮演人類學者,然後以社區設計師的角色拼合不同見解,以同理心出發,跨界合作,思考不同解決方案,才可產生最大效果。

延伸閱讀:

鄒崇銘:觀察社會創新實驗室

Ronald Yick:The eight-day Social Lab was complete.

MaD:社會創新實驗室:啟動深水埗地區智慧,齊齊做社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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